社区应急治理主体所获得的数据信息与实际情况一致，有利于实现应急治理信息的统一性和高效化。
法律系统的外部指涉越多，则越需要法教义学中冗余性的一面，正如现代社会越是风险化，就越需要法教义学的稳定化功能一样。这种尝试直到今天仍然存在。
比如住宅要具有合理的隐私期待，隐私需要具有私密性等特征。比如，刑法未必能保证所有犯罪都受到惩罚，也无法保证一个无罪化社会的实现，而刑事诉讼法的规则设定也经常使真正的犯罪人逍遥法外。在今天，有必要进一步探究的是，封闭性和开放性背后所承载的社会意义是什么？只有讲清楚这一点，才能进一步澄清，在封闭性与开放性之间，法律系统如何得到两全法。二、稳定化规范预期视野中的法教义学 （一）冗余性视野中的法教义学建构：法律系统的正义 法律系统的功能首先体现在冗余性方面。[56]关于非法经营罪的扩张，刑法学界也有讨论，参见郑勇：《非法经营罪的扩张：原因及其对策》，《中国刑事法杂志》2018年第1期，第100－110页。
另一方面，不同相关群体由于其观察视角的差异，会存在不同的利益诉求，同一事实对不同群体所造成的后果也不同，对其评价也会言人人殊。另一方面是法律系统自身在后果认知问题上发生了新的变化，从而引发法律系统自身的变化，并试图通过法律改变寻求对全社会的改变。在该类行为引发的行政诉讼案件中，法官也确实将其作为了审理对象，适用体现行为之诉特征的合法性审查原则，对该种行为是否具备行政法律效力作出评价。
两相对照可以认为，针对行政机关单方解约行为的诉讼救济，虽然我国在形式上引入了法国的完全管辖权诉讼制度，但在审理对象、审理规则、裁判方式等方面却未必与法国制度相吻合，是否真正理解了其制度精髓值得怀疑。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将基于公益需要的单方解约权严格限制在防止和避免公共福祉遭受严重不利的情况下。我国通行学理认为，单方行政行为属于职权行使行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相对人质疑该行为，需要向人民法院提出抗告。行政协议争议是否仍遵循上述行为之诉的审理逻辑？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实践中，上述三种解约情形之间并非单一的并列关系，而是存在一定交叉。行政机关为避免或者消除公共福利遭受严重不利，可以直接解除合同。
理想状态是，当事人直接在行政协议中约定解约情形。相对而言，作为一方当事人的行政机关，也存在诉请解除合同的情况，如在公务特许合同履行期间，出现对方当事人违约的情况时，行政机关只能请求行政法院判决解约。由此，行政诉讼制度是体现权利对权力对峙的制度，民告官是其制度标签。考虑到审判经验积累对未来行政协议实体法律制度构建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在承认现有制度试错性的当前，对司法解释相关规定内容展开充分理论检讨，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19][德]汉斯·J.沃尔夫、[德]奥托·巴霍夫、[德]罗尔夫·施托贝尔：《行政法》（第2卷），高家伟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42页。如果不能变更合同，或者变更合同对双方当事人都是不可预期时，可以解除合同。与之相比，同样是大陆法系的德国，在行政机关单方解约制度设计方面却遵循着另一种逻辑。（三）行政机关单方解约案件的诉讼属性需要重新审视 行政机关单方解约诉讼属于何种性质，目前尚未进行深入分析。
用德国学者的说法，即行政机关在向相对人发布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命令。（3）公益需要（行政优益权解除）。
就第一种情况而言，其与民事合同制度中的法定解除类似，且解除权由合同双方共享，行政机关的解约权并非特殊权利。[10] 第三，行政机关基于公益需要单方解约被认为具有公权力行使性质。
如依照《山东省行政程序规定》第105条第2款规定，行政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出现严重损害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的重大情形，行政机关有权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第三，随着协商、咨询和契约化理念和程序的发展，行政机关的单方解约权已经很少被使用。2.行政机关单方解约权行使行为的性质 按照《行政协议司法解释》的规定，行政机关单方解约权的行使构成行政行为，其内涵类似于法国的行政处理，德国、日本的行政行为，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行政处分，特征是：行政机关行使公权力对相对人权益作出直接处置。至于行政机关仅仅基于公益需要直接解约的行为究竟是一种公权力行使行为，还是一种契约权利行使行为，具有可探讨空间。[12]基于此类案件所具有的虽涉及公权力行为，却以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纠纷作为审理中心的特征，日本学者将其类比于该国的形式当事人诉讼。[1]以下规定可支持上述判断：第一，诉讼请求。
基于1990年《行政诉讼法》确立的合法性审查原则以及早期学理对具体行政行为单方法律行为的界定，行政法官逐渐形成以下观念：行政案件以行政职权行为为审查对象，案件受理阶段的首要任务是寻找和确定具体行政行为。[9]法国行政机关的合同特权理论即生成于上述非公权力行使领域。
在德国，行政合同实务的发展与公权力紧密相关。虽然遵照判例法传统，该类诉讼需要遵循行政决定前置原则，将行政机关单方解约行为确定为起诉的对象，但此种确定只起到开启诉讼程序的作用。
人民法院应当对行政机关解约行为是否具有法定职权、是否滥用职权、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是否遵守法定程序、是否明显不当进行合法性审查（第11条）。[7]遵守法定程序的要求仅适用于公权力行使行为。
在法国，行政合同关系的解除实际上存在两种情况：第一，行政机关基于行政合同特权单方解除合同。[23] 3.行政机关单方解约争议适用关系之诉处理 在德国，行政机关单方解约争议不适用行为之诉（撤销诉讼）的审理逻辑。本文写作期间，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的李龙贤教授和台湾龙华科技大学的博士生钟涓涓女士帮助搜集了部分资料，特此致谢。研究认为，单方行政行为是指不以自身为规范对象，且无须相对人同意，即能赋予相对人权利或义务的行政行为。
第二，单方行政行为效力+民告官的制度属性的认识逻辑。从该条规定来看，立法机关是将包含解约争议在内的整体行政协议纠纷作为裁判对象，并未指向协议履行过程中行政机关单方解约行为是否合法有效，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责任等都被规定为法院的裁判内容。
[6]行政机关基于公益需要直接通知相对人解约的行为更接近公权力行使，但其权力根据值得进一步追问。本文在此处所讨论的单方解约作为公权力行使行为与协议合意性质相冲突的观点仍能够成立。
第四，当事人一般都会直接在合同中明定解约权，由此使单方解约权一方面保有单方行使特质，另一方面也获得合同上的基础，避免与契约不可变原则抵触。德国学者平特纳认为：因为属于合同范畴，故终止权的行使不构成行政行为，仅可对其提起确认其无效性之诉作为攻击。
也许有人会从《行政协议司法解释》第16条第3款规定对上述诉讼救济类型的判断提出质疑，[4]认为从该款规定中不能得出单方解约行为引发的诉讼属于行为之诉的结论。[3]此点依然可以从前述有关起诉期限、举证责任、审理对象和审理内容以及法院的裁判方式等规定看出来。3.行政机关单方解约争议的诉讼救济类型 行政机关行使单方解约权引发的争议适用何种诉讼救济类型，从《行政协议司法解释》的现有规定并不能作出清晰判断。针对行政机关的解约行为，相对人可请求判决撤销，或者请求判决确认违法（第9条第1项）。
[6] 第二，将行政机关基于法定或者双方约定行使单方解约权的行为确定为行使公权力的行政行为，将产生与司法解释相关规则的不协调。当然，这也是民法学者质疑行政合同制度的一个重要原因。
[22]陈天昊：《法国PPP纠纷解决机制——在协议合法性与协议安定性之间》，载《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4期。在隶属关系之下，行政主体对行政合同手段的选择，意味着其默认与相对人处于平等法律地位，合同的成立意味着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潜在的平等关系转化为具体的对等关系。
如果《行政协议司法解释》设定的诉讼救济是针对协议法律关系是否继续存在的争议而非单方解约行为的合法性争议，则在诉讼请求的设定上，就不宜对撤销或者确认单方解约行为违法的诉讼请求单独作出规定，而应将上述诉讼请求与要求行政机关继续履约或者承担赔偿责任一并列出，或者直接将诉讼请求规定为请求确认行政协议关系存在，并要求被告继续履行。鉴于《行政协议司法解释》并未明确区分上述不同情况，本文统一用行政机关单方解约权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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